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图)——华夏文明——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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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图)  
 
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Email推荐】 【关闭窗口】 2009年11月10日 11:10
盛唐西安

 

    究其实质,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作为对中国古代诸学说之精华的集大成,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及其以降诸学说之源,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价值观的根在老子那里。欧洲中世纪重农学说创始人魁奈在《自然法则》一书中曾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       “但所有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例外”。此言诚是。受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影响,中国人形成了整体统一的宇宙观,以这种宇宙观观照世间万物,皆是有情、有义、有生命的体现。天地含情,万物化生。人与天地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天赖人以成,人赖天以久,正因此,整个宇宙的大化流行才得以实现。

    老子以降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自然宇宙的生命情感具有和人类一样的诚明之德。“诚者,天之道”,“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吕氏春秋·无私》)天地自然把自己至善至美的道德价值赋予人类,人类又可以通过善性的道德修养去领悟自然宇宙之真谛。这个真谛即是天道、地道,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自然法则、自然规律。认识了这种法则和规律,即如庄子所说“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达到精神境界的至高无尚,在自然宇宙中“逍遥遨游”。或如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达到对天地自然和人生的大彻大悟。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而自然宇宙的生命则是无限的、持久的,要使人的生命趋于完善和伟大,就必须和宇宙生命相联系、相融通,从大自然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古之圣人并非天生伟大,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法象天地,赞天地之化育”,能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伏羲氏所以能王天下,就是因为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懂得自然宇宙必变、所变、不变之大法则,掌握了自己知变、应变、适变的本领,做到了“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所以才成为不朽的圣人。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和谐”。人们爱莲,是因莲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纯洁德性。孔子观水,而产生“逝者如斯夫”的人生感叹。苏轼观竹,有“其身与竹化”之联想。李白观月,有“低头思故乡”之意念,等等。这些都是天人感应意境的体验。

    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历代诗歌、绘画的影响尤为突出。寄情山水,向往田园风光,崇尚大自然之美的作品举目皆是。人们从中体察造物主之生意,领略自然宇宙的生物气象,得到大自然的仁爱,“与天地同流,与万化同归”(孟子语),“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屈原语),使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出神入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完善和完美。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人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因为在“天——地——人”这个整体宇宙系统中,人居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与天地既鼎足而立,又与天地合而为一;既受天地自然的制约,又有驾驭、统领、管理天地自然的本领。人能够统合天地,弥合天地自然之不足。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大自然的创造力,不是盲目的、不是功利性的、不是强制性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顺天应时”的。即通过对天地自然规律的体认和把握,加以巧妙地开发和利用。荀子强调做事要“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荀子·天论》)。《周礼·考工记》则认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个“巧”字,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或者说早期的科学技术。中国人做事向来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重视人的积极因素,如是,则可“事半功倍”、“巧夺天工”。

    由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自然价值取向:

    一是从对大自然的和谐观念出发,引出对大自然的亲近、友好、爱护之情。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重要一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中,山林是文人士子最重要的精神家园。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已经溶入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成为后世文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影。高官巨贾也罢,文人骚客也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始终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向往。宦海沉浮,名利得失,世事荣辱,人情悲欢,原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在山林的啸声中,疲惫的心灵才得以慰藉;只有在田园的翠色里,紧张的精神才可能松驰。“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所以,范蠡功成后即归隐山林,泛舟于西湖;王维位居右丞,还是常常“怅然吟式微”;苏轼文坛泰斗,官至翰林,却也时时想“江海寄余生”;就连壮怀激烈的岳飞,也流露出“痛饮黄龙”后解甲归田的意愿。

    二是由对大自然的热爱又进一步推及到保护大自然。儒家的仁爱,是待人与接物的统一。由仁爱而引发的社会管理原则和处世准则,基点在于保障人事的和谐,进而推及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保障大自然内部的和谐。如荀子提出的“群道原则”即包含人、自然及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的和谐平衡,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善群就是善治,群道当就是治理有方。同时,荀子又主张对大自然的取用要和养护相结合,建立合理的生态结构,要畜养杀伐不失其时,注意保护自然资源,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只有保障人与自然资源之间两者相持而长,才能使“相食养者不可胜数,固有余足以食人”(《荀子·富国》)。

    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尤为突出。如农业的撂荒、休闲、轮作等,都是用养结合,维护农业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中国历代五朝,都注意防止滥捕、滥伐、滥杀。据《礼记·月令》记载,每年的春季,当草木繁茂生长之时,政府都采取“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竭川泽,无漉陂地,无焚山林”等项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在中国的传统中,植树造林,修桥补路,一向受到人们的赞扬,大力提倡。历代政治家也都注意植树造林。如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三国时魏郡太守郑浑令百姓植树为篱,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中对植树的具体规定,明初朱元璋令屯边军士每人植桑百株,近代孙中山更是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至今我们仍把孙中山逝世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来源:中国经济网综合
(责任编辑: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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