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刘成禹先生的《世载堂杂忆》载有一则趣闻，说乾隆年间和珅当政，气焰熏天，拜倒在和珅门下的当朝官员无数，可翰林院里的文官却不为所动，“多相戒不履和门”。有一次，和珅要过生日，派人动员翰林登门拜寿。可翰林们却偏偏在和珅生日这天大会于松筠庵。松筠庵是因弹劾阉竖严嵩而死的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的祠堂，选在这个地点聚会其用心可谓不言而喻。而且，翰林们还公开宣布“翰林中有一人不到者，其人即向和门拜寿。”这句话的决绝与旗帜鲜明，与抗战时期陈嘉庚先生那封著名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11字电报提案，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结果，座中翰林只有阮元一人挨到午后借口为某花旦捧场匆匆离去。阮元一到和府，和珅立刻“公服下堂出迎”，拉着阮元的手说：“翰林来拜寿者，君是第一人。”

    和珅祝寿自然不会没人捧场，可为什么他单单对翰林高看一眼，以至于要谦恭相迎呢？这与清代翰林的特殊地位有关。清代翰林居于科举金字塔形人才排列的顶端，不但有机会接触最高统治者，而且多蒙厚遇，升迁较为容易。与翰林交接，无异于为自己构结同盟。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品大员、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和珅，并非胜在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而是得益于乾隆皇帝的青睐和宠信。论才学，和珅年少时不过是一个“应试不中”的文生员。因此，面对名重一时的博学鸿儒们，和珅的内心深处是充满矛盾的，既存有敬服之心，又期待翰林们能拜伏在他的权势之下。就像现在某些不学无术的暴发户，总想着靠金钱开道，混个大学的兼职教授头衔一样。

    可令和珅郁闷的是，翰林们就是不买他的账。他特别推重翰林院上书房行走洪亮吉，却“求一见不得，祈一字不得”。不得已，和珅通过乾隆的儿子成亲王永瑆请洪亮吉写一副对联。洪亮吉不好驳成亲王的面子，只能应允。不过，写是写了，洪亮吉却在对联上落下一行题款，称“奉成亲王命，书赐大学士等等官衔和珅。”言下之意，我是奉成亲王之命给和珅写对联的，不是出于本心。求来这样的对联，成亲王自然无法交差，所以和珅每每催讨时，成亲王“每以游词延缓之。”

    翰林不拜和珅，并不代表翰林们与权势天生敌对，形同水火。事实上，翰林们自己也身处官场，且以权力的追逐和挥舞作为人生的目标之一。不过，总体而言，翰林们通过科举之途进入中枢机构，是将官场作为战场来实践儒家政治理想，并以其人品、学识、节操等影响社会的。从唐末的反对藩镇、打击宦官，到宋朝的议论朝政、推进文治，再到明朝的为国辅弼、参劾阉竖，历代翰林都发挥了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体现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精神。

    某种意义上讲，翰林是一群脊梁挺拔的知识分子，有着“士志于道”的传统担当。因此，他们没有在和珅的权势和气焰前弯腰，而是“甘为憨物”，以自身的气节，为社会增添了一份追求正义与光明的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