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因此，礼仪之争进入了高潮，在中国和欧洲引起激烈争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闵明我等耶稣会士联名上疏，一方面表明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一方面请求皇上颁谕，证明中国礼仪与宗教无关。收到奏疏的当天，康熙帝就朱笔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耶稣会士收到之后，立即派人送往罗马。
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无视康熙帝的看法，于1704年11月作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多罗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
1705年，多罗抵华。康熙帝接见了他，对他以礼相待。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说明祀祖、祭孔、敬天决不是迷信。他明确指出：“中国之行礼于牌，并非向牌祈求福禄，盖以尽敬而已。此乃中国之一要典，关系甚巨。”并强调：“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可是，多罗顽固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立场，并召颜当入京，让他向康熙帝论述教廷有关礼仪之争的决议。颜当只会福建方言，不懂北京官话。他与康熙帝的对话只能通过翻译进行。康熙帝问他有关“天”与“天主”的问题，颜当的回答令康熙帝很不满意。康熙帝认为“颜当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面对传教士内部的激烈纷争，康熙帝谕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取清廷的信票，声明永不返回西洋，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顺从中国礼仪，方可留居中国。否则绝不准在中国住，必驱逐出境。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1707年1月，他在南京发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要求传教士们无条件地执行。结果，他被驱逐出境，拘禁于澳门。
尽管如此，康熙帝仍然希望教廷能改变态度，撤消禁令。他先后两次派传教士出使罗马，表明自己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急切地期待着教廷的回复。多次在官员的奏折上批示：“有西洋消息么？”
然而，罗马教廷一意孤行，重申1704年的禁约，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地服从。为此，教皇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国。
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抵华。康熙帝一直将他当作贵宾对待，多次接见他，与他进行说理与辩论。康熙帝对待礼仪之争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愿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决裂。
1721年1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道：“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罗马教廷尝到了自己造成的恶果。
康熙帝虽与罗马教廷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但是终康熙朝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清廷所驱逐的还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凡有一技之长，履行手续向清廷领取信票之后，便可留居中国。同时，康熙帝并没有改变招徕西洋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
但是，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严格执行。清代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由于耶稣会士坚持利玛窦的“适应策略”而出现过可喜的局面，又由于礼仪之争而跌入低谷。1939年，罗马教廷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中国礼仪作出了新的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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