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467－538)，字彦和，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人。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刘勰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汉城阳王后裔。城阳王都莒二百余年，传九世十王，其子孙先后封侯者计五十四人。王莽篡权后，刘章后裔皆削爵，至晋永嘉时期五胡乱华，刘章后裔随琅琊王举家渡江南迁，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祖上的士宦情况，今查到史料的有六世祖刘抚为彭城内史，五世祖刘爽为山阴令，四世祖刘仲道为余姚令，祖灵真，史料未记官职，其父刘尚为越骑校尉。刘勰从祖父刘秀之为宋司空。刘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僚世家。
刘勰出身世代官宦人家，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曾产生过前程似锦的幻想，以至于“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但好景不长，由于父亲在宋元徽二年(474年)的建康平叛战役中牺牲，而使刘勰早孤家贫。家庭的不幸变故，并没有使刘勰意志消沉，而是“笃志好学”，勤于读书，立志“扌离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在贫苦中求学，与母亲相依为命，不幸的是母亲也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因积劳成疾去世了，刘勰为母亲守丧三年后，已逾时俗的婚龄，以至于终身未婚。永明八年(490年)，齐武帝下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随才受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罪”。这使处于苦闷中的刘勰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抱着被举荐的欲望，离开家乡，奔走于建康城内的亲友故旧之间。但茫茫人海，谁会举荐一个孤儿呢？
此时定林寺僧侣与皇室关系密切，刘勰认为定林寺是个可去的地方，退可以有一个读书吃饭的地方，还可以避役；进可以有机会见到政要，或许遇到伯乐。于是去定林寺依沙门僧佑居处十余年。十余年的寺院生活，并没有使刘勰成为一名佛徒，只是在寺院作为帮工，助佑校经。
时僧佑已是著名的佛教律师，不仅来往于皇室，而且也出没于名山寺院，生平所得布施，皆投入定林寺和建初寺两寺的基本建设上，所得经书、卷轴皆藏于定林寺，定林寺为当时全国两大藏经处之一，僧佑把整理经藏的任务交由刘勰担当，实际成了定林寺佛教古籍整理的执行主编。由于刘勰博通经论，因而定林寺经藏均由刘勰区别部类，录而叙之，整理而成。据研究，今传世的佛典目录《出三藏记集》虽署名僧佑撰，实出于刘勰手笔。
刘勰因学问高深，又能写一手好文章，受到京师朝野士人和名僧的器重。于是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刘勰制文。齐永明十年(492年)，定林寺高僧超辩圆寂，由刘勰为其撰写碑文。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定林寺高僧僧柔圆寂，沙门僧佑为之立碑，碑文亦由刘勰撰写。
由于刘勰自幼深受其儒家思想的影响，强烈的仕途欲望使他身居佛门，心系仕宦，成名成家的思想使他不能安于现状。他认为“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也就是说，要么从政当官，恩及于百姓，要么著书立说，以垂后世。在充分估量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之后，认为只有著书立说是可以做到的。他想到为经书作注，以阐释圣人的旨趣，但又想到马融和郑玄在注经方已做的相当出色，自己纵有深解，也难以自成一家。但是，文章对于安邦治国却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切政务要靠它来实施；君臣之业，要靠它来发扬光大。但是时下之文风淫糜，文章体制逐渐败坏。有些作家只注意追求辞藻华丽而忽视文章内容，以至于“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为了纠正这种不正文风，遂遵“尼父陈训”，“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刘勰充分利用助佑校经的一切业余时间，费时约四、五年于梁天监元年春夏期间写成一部“论古今文体”的千古奇书——《文心雕龙》。书成之后，虽曾在文人间传开，但并未为时流所重，然而刘勰却深知其书的学术价值。于是决计取定于文坛领袖沈约。由于沈约贵盛，刘勰无由自达。于是便背上他的书扮作货郎，等候在沈约常来往的路上。当沈约车辆到来之时，他上前献书，沈约便命仆人取来试读。沈约被文章打动，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随时研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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