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先是请来了敦煌本地的绅耆，大家面对这许多古物同样是惊讶万分、不知所措。最后，大家的意见统一了，认为这是先人佛教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按照这种说法，请教绅耆是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做出的第一个社会行动。紧接着，他将这个重大发现上报官府。王圆箓是个不通文墨的人，他不清楚洞内写卷的价值，但却知道古书总是值钱的。于是，他选了几件精美的写卷和绢画送给县令严泽。应该说，此时，尚不能用“利欲熏心”来形容王道士，他的行动更多地是出于“邀功请赏”的心态。可惜，严泽将这些东西当作发黄了的废纸。

    1902年3月，新任敦煌县县令汪宗瀚一到任，王圆箓就送去了经卷和绢画，他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汪宗瀚这位光绪16年（1890）的进士一眼便看出经卷的不凡之处，他立即带人视察了莫高窟。这一次，王圆箓以为遇到了救星。未承想，汪宗瀚拿着挑好的经卷走了，只留下一句：“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心有不甘的王圆箓又带着经卷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结果，在从书法的角度鉴赏一番后，廷栋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卷上的书法远不如自己写得好。

    1903年初，“长于金石、版本、校勘之学”的甘肃学台叶昌炽收到了汪宗瀚寄来的莫高窟石碑拓片和藏经洞佛像、写经。他判明此乃唐物，并将自己的考证、记录写入著作《语石》中。据说，叶昌炽建议将文物运到兰州保管，但因为缺少5000两银子的运费，此事只得作罢。又过了一年，甘肃省府下令敦煌县衙“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至于经费、措施、法令等等，则只字不提。

    王道士的佛缘

    王圆箓，又作圆禄，多被称为“王道士”。他出生于道光30年（1850），湖北麻城人。《麻城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夏天，麻城遭遇旱灾，庄稼几无收成，时有饿死人之事。迫于生计，王圆箓逃出家乡，来到酒泉一带，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为解决吃饭问题，王圆箓想出了一个妙法——受戒为道士。王圆箓的师父是一位在酒泉有些名气的道士，他给新弟子起了个道号——法真。当了道士，本该安静地过下去，可王圆箓并不这么想。大约在光绪23年（1897），他西游来到敦煌莫高窟。其时，莫高窟虽已萧条异常，但因为有百姓的供养，寺院的香火依然时而接续。对已到不惑之年的王圆箓而言，这个清静的所在正是他度过残生的绝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