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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的最后一场尴尬的清廉秀(图)  
 
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Email推荐】 【关闭窗口】 2009年08月04日 09:38

 

崇祯

 

    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 王兆成/主编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崇祯从他的木匠哥哥天启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这个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国,年少气盛的崇祯有点沉不住气,他犯了第一个错误:求治太急。崇祯最不满意的是帝国的吏治。——的确,其时大明政府组织早已溃烂:官员贪污风行,腐败成性,政以贿成乃是世人皆知的潜规则。对此,崇祯本人也拿不出像样的措施,只好一方面不断责备掌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长(吏部尚书),一方面不断发表讲话,空洞地提倡文官不爱钱。责备下属不得力和高调空泛地发号召,这几乎是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最常用的两套手法,可惜,责备下属不得力不仅有推卸责任之嫌,同时也使得君臣关系空前紧张;而空洞的道德说教则既显出圣上济世乏才,也让某些官场投机分子似乎找到了快速升迁的终南捷径。这其中,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是一个。

    终明一世,作为可以风闻奏事的言官,给事中是个惹人注目的职务。按例,当时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给事中数人,论级别,他们区区七品,相当于县处级。但作为独立的言官,他们却有权弹劾包括首辅在内的文武百官,甚至对皇帝的批示,给事中如果认为有失当之处,也可以封驳。万历临终前,被托孤的顾命大臣中,除了大学士和几个部长外,兵科给事中杨涟也赫然在列。对给事中的重视,表明了这种体制的创立者希望能够对文武百官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从而高效、廉洁地运转。然而,定制度的是人,坏制度的也是人。到了晚明时期,本身以监督百官、劝谏皇帝为职责的给事中,竟然被时人讥为“抹布”,——抹布者,只要他人干净,而不管自己污秽之谓也。自己贪赃枉法之余,还要去指斥别的官员。晚明时期,固然也出过如杨涟、魏大中这样耿直的科道言官,但更多的却是同流合污的庸常之辈。甚至沦为皇帝或权臣的走狗,秉承主子的旨意,叫他咬谁就咬谁。从掌握的史料来看,韩一良属于另一种,那就是把自己包装成直臣,企图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达到一己之私——升官。

    山西澄城人韩一良,于崇祯上台那一年出任户科给事中。正当救治心切的崇祯不断发布上谕,倡导“文臣不爱钱”的优良作风时,他上了一道奏章,准确地搔到了圣上的痒处。——通过察言观色并审时度势来估测圣上的好恶,以此作为进言的前提,言官的准则沦落至此,已完全失却了当初设立它的意义。韩一良在奏章中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五百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实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来源:网易
(责任编辑: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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